中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在《共同犯罪论（第三版）》中指出，组织行为是指组织犯在犯罪集团中的组织、策划、指挥的行为。一般的说，组织行为具有不同于实行行为的特点，它不是由刑法分则加以规定的，而是由刑法总则规定的。如果某种组织行为已由刑法分则作了规定，那就不仅是组织犯的组织行为，而且本身就是实行行为。
       笔者认为，根据陈兴良教授的观点，中国刑法在第294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那意味着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不仅是组织行为，而且是实行行为，也是对笔者前面所撰写的关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对于组织者存在共同正犯的肯定。
       陈兴良教授认为，组织行为是共同犯罪行为中社会危害性最大的行为之一，其认为，组织行为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组织行为。组织行为是建立犯罪集团以及在集团犯罪活动中起组织作用的行为，建立犯罪集团是组织行为的重要内容。在建立犯罪集团过程中，组织行为往往表现为首先提议建立犯罪集团，对建立犯罪集团出谋划策，拉拢他人参加犯罪集团，负责犯罪集团成员的联络工作，除此之外，还表现为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在进行集团犯罪活动中也存在组织行为。
    （二）策划行为。策划行为是组织犯为犯罪集团制定犯罪计划，拟订犯罪方案，确定犯罪对象，选择犯罪方法等一系列的活动，属于决策行为，是组织犯对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所起制约作用的重要表现。与教唆犯的策划行为有所区别。
    （三）指挥行为。指挥行为是组织犯在犯罪集团实施犯罪活动时进行部署，调度和指点的行为。指挥行为直接作用于实行行为，向实行犯发出犯罪指令，使实行行为在组织犯的调度和支配下顺利实施，并形成对实行行为的直接制约。如组织犯在现场与其他共犯一起实施犯罪并指挥共犯实施犯罪活动的，则组织犯的指挥行为属于实行行为，与组织犯的指挥行为具有本质区别。
       笔者认为，根据陈兴良教授的理论，结合刑法分则第294条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其他诸多的座谈会纪要，司法解释，指导意见等具体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在涉黑的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应当包括但不限于组织，策划，指挥的作用，如2009年的座谈会纪要第2条第3项所规定的“得到组织者认可或默许的违法犯罪活动”和2018年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10项所规定“得到组织者认可或默许的违法犯罪活动”中涉及到的组织犯的认可和默许作用。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组织犯在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的组织犯作用并非易事。
       陈兴良教授认为：对于组织犯与连续犯的关系方面，组织犯对犯罪集团的连续犯承担刑事责任。对于组织犯与牵连犯的关系方面，组织犯对犯罪集团的牵连犯承担刑事责任，以一重罪从重处罚。对于组织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方面，组织犯承担结果加重的刑事责任。
       陈兴良教授指出，组织犯最早出现在1952年的《阿尔巴尼亚刑法典》，该法典第13条第3款规定，组织犯罪团伙、领导犯罪团体、制定犯罪计划或者指挥实施犯罪的人，是组织犯。现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3条第3款规定，组织犯罪的实施或领导犯罪的实行的人，以及成立有组织的集团或犯罪团伙（犯罪组织）或领导这些集团或团体的人，是组织犯。在俄罗斯刑法中，组织犯属于共犯而非正犯，在处罚上，俄罗斯刑法典规定按照每个共同犯罪人实际参与实施犯罪的性质和程度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处刑。
       笔者认为，中国刑法对组织犯的规定是以共同正犯来对待，中国刑法在第26条第3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